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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虽然法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在专门阐释法教义学方面做出特别突出的数量上的贡献，但是，法教义学实质上已经在部门法中得到了普遍认可和接受，并逐渐自觉地遵循这一进路来展开研究。

[57]因此，李斯特的目的刑主义是一种罪刑法定范围内的目的刑主义，他的刑事政策则是法治国的刑事政策。我们知道，李斯特一方面认为刑事立法需要接受刑事政策的引导和批判，另一方面又认为刑法规范本身不能被刑事政策入侵。

[14]由此可知，罗克辛试图在刑法体系、社会现实以及刑事政策的目标设定三者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42] 参见[德]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为此，耶赛克指出，当以抽象规则建立起来的刑法教义学与个案的特殊性产生矛盾时，决定性的首要任务总是解决案件问题，而对体系的需要则必须退居第二位。[50] 最后，正如我们可以将刑法分为刑法的制定过程和刑法的适用过程，我们也可以将刑法体系分为刑法体系的构建过程和刑法体系的适用过程，那么，当李斯特说刑法体系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时，这里的刑法体系到底是指刑法体系的构建过程还是刑法体系的适用过程？对于这个问题，李斯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25]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中国刑法学正浸淫于浓厚的实质理性色彩之中。[2]另一方面，就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而言，在当下刑事司法语境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反对者。第二，对其他机关的协助总是要耗费资源，因此协助受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的限制。

(二)违建执法事务的特性 从事务的特性看，违建执法也是困难重重。当然，一线执法多种多样，针对不同对象和不同事物的执法，其准确考核的难易程度肯定有所差异。他们财大气粗，社会关系网发达，一线执法人员乃至城管局都难以奈何。例如，《咸宁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考核评分细则》第6条规定，各级党委、政府和各主管部门没有督促、开展违建查处工作的，要追究责任。

与此同时，城镇规划区(包括建成区和规划控制区)内违法建设现象呈蔓延和扩大趋势，成为城镇建设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但城管执法依然受到条块关系结构的极大制约。

在案件发现环节，案件可能来源于县区政府的交办、其它政府部门的移送以及乡镇(街道办)的报告。国家能力视角下的中国违建执法研究也要关注执法人员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后者既包括社区干部、地方精英，也包括弱势群体。从应然层面讲，行政执法具有单方性，只需要执法者的单方面意志就可以决定法律关系。目前城管执法中，条块关系中的孤岛现象更为严重，突出表现为乡镇(街道办)缺乏动力配合城管执法。

他们不但要开展日常巡查工作，还要应对各种重大活动，完成上级交办事项，有些工作必须在加班加点在夜间完成(建筑垃圾乱运乱排，小广告张贴问题)。第四，国家机构之间能很好地协调，从而保持凝聚力，使不同机构的人员有共同的目标。例如，有学者把执法行为的影响因素简化为声誉收益、来自委托人的货币和非货币激励、执法行为的负效用。因此，当前的违建执法困境是法律不完备论难以解释的。

笔者在湖北某县调研时，曾亲历了一次违建执法。而如果不能对村干部违建执法，就很难树立执法的威信和正当性。

斯考切波指出，国家能力是与国家自主性同等重要的概念。参见[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上册，陈海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68页以下。

但是，基层执法机构普遍未建立起有效的违建执法绩效考核办法。王绍光、胡鞍钢曾将国家能力概括为国家将自己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分为汲取、调控、合法化和强制等四种能力。(17)参见前引(14)，斯考切波文，第23页。执法人员进入社区空间，如果有社区内部力量的应和、支持，就可以了解和熟悉这些地方性知识及其内在逻辑，进而改变互动场景的力量对比。(13)参见[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更为严重的违法建设发生在城乡接合部，大多是农户在原址加层或异地新建。

法律的实际运作效度与法律表达的国家意图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是细微差别还是巨大鸿沟，取决于执法领域的国家能力，也反映国家能力。(32)协调工作机制不能彻底解决孤岛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52)因此，国家能力视角的研究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诸多借鉴。第二，一线执法人员的素养与管理。

社区空间中的违建执法，尤其需要社区内部力量的合作。这些关系构成了国家能力的基本生态。

每个部门的执法能力、资源、权限都非常有限，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从制度上说，城管部门发现违建行为，首先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建，同时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国家的本质就是执法，(11)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规范性表达，但国家意志能否贯彻于社会，则依赖于国家能力。他们直接和民众打交道，掌握着影响民众生活的资源分配能力，享有广泛的执法裁量权。

较之于年轻的执法人员，甚至较之于年轻的部门领导，他们在辖区内有更多的社会关系和信息资源。(15)专制性权力是指国家精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基础性权力是指国家实际渗透到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它是一种国家通过其基础设施渗透和集中地协调社会活动的权力。

执法人员进入社区，总是难以逃避外来色彩，从而引起居民的怀疑和不信任。②美国禁酒令和中国禁鞭令是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案例，因为饮酒、燃放烟花爆竹是长久形成并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习俗。

罚钱了事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向民众释放了可以违法的信号，往往进一步刺激违法建设。其次，可能是利益上的限制，一个部门协助另一部门，需要支付成本、动用资源却不一定有收益，因此缺乏合作动力。

老城区的违法建设既发生在旧城街区，也发生在新建住宅小区。⑤代理经济学分析执法问题都持执法者趋利论，将作为代理人的执法者预设为效用最大化者。笔者调研的几个县市，在协调工作机制建立初期，乡镇(街道办)巡查违建行为的积极性较高，对城管违建执法的支持力度很大，一旦进入日常工作状态，乡镇对违建执法投入的人力物力明显减少。国家能力视角关注国家对社会的形塑，因此需要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然而，有些地方将违建执法纳入政府和领导绩效考核中，越来越成为地方党政的中心工作之一，但执法效果仍然难说满意。城郊村农民违建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等待拆迁时的补偿。

当然，国家能力的强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事必躬亲，事事依赖执法机构。例如，政府考虑到城市扩张的征地拆迁成本，一律不批城郊规划控制区内的农民建房，有的区域已经停批十多年，而人口自然增长、婚宴嫁娶、房屋陈旧老化导致的住房需求客观存在。

再如，在M县，虽然政府文件对违建治理中乡镇政府与城管局的职能做了明确分配，但乡镇政府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城管局的执法人员对此多有抱怨。(21)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以下。